1978年，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帷幕之时，美国在芝加哥开通了全球第一个移动通信系统。

　　1987年，我国第一个规模商用蜂窝式移动通信系统借全国六运会的东风在广州正式开通。

　　与固定电话网程控交换机“七国八制”的情况相似，我国模拟移动通信网络的制式也比较多，有英国的 TACS 、美国的 AMPS 等。

　　TACS 系统的供应商主要是爱立信，AMPS 系统的主要供应商是摩托罗拉。

　　在模拟网开通初期，由于各地的网络还没有互联，导致不少经常出差的用户要同时配备若干个手机号码，每到一地就换一个号码，非常不方便。

　　一部手机两三万元，入网费上万元，通线元，即使是一个装“大哥大”的皮包也卖到六七百元。

　　美国1978年开通移动电线年代初，全美移动电话用户数还不到一千万户，不及同期固定电线。

　　这些特征不利于移动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但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附带价值：

　　得益于速度更快、价格更低的微处理器（尤其是数字信号处理器）,模拟系统开始全面转向数字系统。第二代移动通信（2G）蜂窝移动网络采用全数字系统。

　　GSM最初是“移动专家组”的法语缩写，代表负责制定新标准的泛欧委员会。北欧国家在 NMT 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它们成为 GSM 革命的有力推动者。

　　基于GSM的网络发展速度惊人，在首次商业化实施仅仅5年后，已有103个国家部署了 GSM网络。

　　虽然第一代高级移动电话系统（AMPS）网络的容量迅速饱和，但它几乎覆盖了美国所有地区。这使得美国转向全数字的2G系统沉没成本巨大。

　　当时，国外第二代数字移动通信已经逐渐成熟，最主要的技术标准就是欧洲的 GSM 和美国的 CDMA 。

　　这一项目选用了法国阿尔卡特的设备，厂家负责安装，邮电部的专家和上海第一研究所负责测试试验，验证此前他们的研究成果，看是否切合实际。

　　邮电部党组毅然决定在模拟移动用户基数不大的时候实施网络的升级换代，并且对技术方向判断准确使得我国成为模拟移动通信升级数字移动通信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为我国第二代移动通信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嗅觉灵敏的各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在捕捉到中国决定建设2G移动网络时纷纷云集广州，希望在中国的移动网络建设中分得一杯羹。

　　最后，邮电部决定在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和阿尔卡特等几种型号中选择，既保证了设备的统一性，又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便于与外商谈判时在价格和服务方面实现制衡。

　　最为重要的是，邮电部明确要求各地在建设数字移动通信系统时，长途交换设备必须选择上海S1240全自动交换机。

　　这一决定，对于刚刚起步的上海贝尔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同时也使全网的设备统一完整，为后来的网络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7月，邮电部召开全国GSM系统建设动员电视电话会，吹响了大规模建设数字移动通信的号角。

　　部长要求全国邮电部门同心协力，加快发展，大规模铺开GSM的建设。1995年年底建成全国基础网，主要省市先期开通。

　　到1996年，全国各省市省会以上城市和发达省市的部分地市要开通数字移动电话，依照“沿海、沿江、沿高速”的战略实施连续覆盖，重点覆盖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

　　1995年7月，广东省的GSM数字移动电话系统正式开通，初期容量16万户，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实现了有效覆盖，市场反响火爆，很快就无号可放。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广东邮电火速进行了第一期扩容。扩容完成后，模拟与数字两网共有交换局38个，基站1822个，信道46810个，容量170万户。

　　江苏第一期GSM建设，首先“重兵布防”苏南地区，让沿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带的地市尽快使用上先进的通信工具，为全省建一个“样板田”。

　　经过半年的紧张建设，1995年年底江苏GSM数字移动电话网首先覆盖苏州、无锡、常州等沿长江经济发达地带，进而向江苏全省各地市县扩展，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全方位融入百姓工作生活领域。

　　到1999年，山东省完成 GSM六期工程扩容后，移动基站达到2210多个，交换总容量达到410万户，移动用户突破200万户，迎来了一个个人通信的全新时代。

　　从广东、福建等省的沿海覆盖，到江苏、浙江等省的沿江覆盖，山东、辽宁等省的沿高速公路建设，移动通信建设紧紧扣准经济发展的脉搏，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构筑了一张自由通信的“神网”，让中国步入移动通信大国行列。

　　到1995年年底，京、沪、粤、律、鄂、琼等六省市开通移动数字网，总容量达到160万户。1996年年底，各直辖市、省会城市全部开通了 GSM 系统，总容量突破520万，比1994年增长近十倍。

　　移动电话开办初期，由于网络规模小，建设投入大，成本很高，手机价格一般都在一万元左右，当时购买手机的用户大多是个体老板、私营业主、外企白领等有钱一族，因此移动电话被视为身份的象征。

　　随着移动通信网络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能力的增强等，全网运营成本大幅下降，移动通信资费也有了下调的空间。

　　电信总局领导明确表态，移动资费降价，一方面是让利于民，另一方面是着眼长远，通过降低使用门槛，让更多的用户能够用得起手机。

　　1994年5月，全国统一第一次下调移动电话入网费标准：入网费由过去每户一次性收取一万元向下浮至3000元至5000元不等；将基本月租费由每月150元大幅下调为每月50元；本业务区内通线元；人工漫游费由每分钟1.10元下调到每分钟0.60元。

　　广大用户长期被高额费用压抑的消费热情一下子就释放了出来，各地电信营业厅出现了排队办理移动电话入网的火爆现象。

　　1995年年底，随着各地大规模铺开GSM建设和开通，邮电部根据市场实际和成本核算，第二次统一下调移动电线年，全网第三次下调移动电话入网费标准，入网费降到1000元至3000元，移动用户数继续保持百分之百的高速增长。

　　1999年3月，移动通信独立运营的前夕，邮电部第四次下调入网费标准，入网费由1000元至3000元的幅度降到500元至1500元，更是极大地刺激了用户的消费需求，全年移动电线月，中国移动根据国家通知宣布全国取消移动电话入网费，同时推出了一系列适合社会各阶层通信需求的移动通信套餐，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和各地的本地通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各界的通信需求。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重组中国联通，移动通信领域形成了有效竞争，特别是随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成立，中国移动通信业迎来了一个“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大发展时期。

　　从1999年到2006年，移动通信业务发展突飞猛进，每年以百分之几十甚至百分之百的速度增长，惊呆了外国同行！

　　2001年11月，我国移动用户突破1亿户，同年成为全球移动电线月，移动电线月，移动电话用户超过固定电话用户，实现了行业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2000年后，中国移动用户的增长数量更上一层楼，以新增6000万户/年的速度保持了将近14年的时间。

　　特别是2009-2013年这段时间，每年新增的移动用户速度都超过了1亿户。2000年以后不断扩大的移动通信容量和不断降低的移动通信费用使得移动通信真正做到了“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移动通信的普及，本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和手机制造企业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本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在2G时代虽然并未在国内获得太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却能有效压低国外电信企业的报价，极大降低了中国普及移动通信的成本。

　　从1992年开始，华为在GSM上先后投入了16亿元的研发经费，并在1998年获得了全套设备的入网许可。但是中国市场的份额基本被摩托罗拉、爱立信等西方企业垄断，华为只能获得一些边缘城市的有限份额，靠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收回投资。

　　华为被迫走向国际市场，开始并无太大把握的国际化扩张之路，没想到却因祸得福。

　　1999年，华为从越南拿到了第一张国际市场大单，当年的海外销售收入是5000万美元，2000年海外销售1.28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之后的几年几乎是逐年翻番。

　　到2007年，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几近饱和的状况下，华为的业绩依然骄人全年合同销售额逾1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00亿元），其中海外销售额超过70%。

　　华为不仅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站稳了脚跟，也在欧美15个发达国家获得了数量不菲的订单，成为英国电信、沃达丰等知名电信企业的重要设备供应商。

　　早在1999年，中兴通讯就开始派人开拓埃塞俄比亚市场，然而由于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兴通讯一直无法接到订单。

　　2002年后国际电信设备企业普遍遭受美国网络泡沫破灭的打击，中兴通讯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从2003年开始，他们相继获得了埃电信公司的GSM 扩容、CDMA无线年，中兴通讯更是一举拿下了埃塞俄比亚GSM移动网络的扩容、 CDMA 无线接入的扩容和光传输网络的铺设工程，合同金额超过2亿美元。

　　第三代移动通信（3G），从开始讨论通信标准到发放牌照，再到3G通信网络建设，一直到被4G取代，全部过程都充满了戏剧性。

　　1997年4月，国际电信联盟向世界各国发出征集函，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要求全部提案在1998年6月30日之前提交。在1998年1月的“香山会议”上我国政府决定向国际电联提交TD-SCDMA标准提案。当时中国手里的专利不足以发起国际电信标准的申请，还从西门子那里购买了TD-CDMA（注意没有S）的技术专利。中国连滚带爬地赶上了申请3G国际标准的末班车。

　　2G时代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上几乎没有任何积累，但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居然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TD-SCDMA标准本身是好的，具有足够的技术先进性，但由于产业支持程度低导致最后的使用效果并不好。

　　但是没关系，因为3G在全球都是笑话，并不差中国移动的TD-SCDMA网络。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身陷“滞胀”窘境的欧洲移动通信运营商仿佛中了“世纪魔咒”一般，一致认为2G的没落已成事实，整个欧洲电信产业的希望必须押在3G之上。

　　在3G建设之前，电信厂家和运营商大打舆论攻势，不无夸张地向世界宣传3G各种引人入胜的应用：移动多媒体、移动宽带上网、高速下载、移动电子商务、定位业务等。这些“大忽悠”向人们描绘的图景是：时代精英们精彩的一天在早上上班途中已经开始，浏览新闻，发送多媒体演示文稿，甚至开始了电视电话会议，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手机上完成。当然，这种令人神往的现代化完全依赖于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3G。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初的预言都成了现实，只不过不是在2000年左右实现的，而是晚了将近10年在2010年后才实现的。

　　开展3G业务需要新的频谱资源，而无线频谱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首先要花钱买频谱资源。

　　对3G技术的过高预期和对市场的过度乐观，欧洲的3G牌照普遍拍卖出了天价，特别是英国和德国两国的3G牌照价格远超预期。

　　在英国的3G牌照开始拍卖以前，有分析家预测被拍卖的5个牌照，每个牌照的最高价将为1.5亿英镑(约合2.3亿美元)。

　　但谁也没想到，最终拍卖结果是每一个牌照竟卖到22.5亿英镑，相当于当初预测5个牌照单价加起来总和的3倍。

　　2009年华为数据卡全球出货量高达3500万，中兴通信出货量也逾2000万部。

　　实际上，直到2007年乔布斯推出苹果手机引领了智能手机革命，APP模式成熟之后，3G业务才真正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业务，移动运营商也开始大赚其钱。

　　欧洲的电信运营商在3G业务市场尚是镜花水月的情形下，付出高昂的牌照与建设费用，其实已经注定了3G泡沫终将破裂。

　　从2001年起，3G热骤然逆转，电信业资金链的断裂使其陷入3G泡沫产生的严重危机。

　　移动数据多媒体业务市场一直都没有启动迹象，这不仅使得运营商投资回收希望渺茫，濒临破产，也使得制造商美梦破灭，危机深重。

　　失去信心的投资者纷纷抛售相关公司的股票，导致股市狂跌，2001年8月，欧洲最大的电信公司德国电信股价大幅下挫。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无一幸免，电信企业纷纷大量裁员，3G泡沫终于破灭，加上光纤泡沫、互联网泡沫的影响，世界通信产业由此进入了“寒冬”。

　　3G技术演变的不确定性，却给了中国电信运营商和电信设备制造企业提供了有利的追赶条件。

　　中国电信收购了中国联通的CDMA网络，中国联通保留GSM网络且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

　　这样就形成了三家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经营GSM，中国电信经营CDMA。

　　2009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分别发放了3G牌照。中国移动获得了TD-SCDMA的运营牌照，中国电信获得了CDMA2000的运营牌照，中国联通获得了WCDMA的运营牌照。在3G时代，中国的三家运营商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技术标准。

　　欧洲的电信运营商虽然早早建成了3G网络，但是缺少可用的终端（智能手机）和应用，欧美电信运营商的3G网络迟迟未能发挥作用。

　　具有标志意义的美国苹果公司iPhone 3GS是2009年6月8日才分布。

　　3G时代，中国移动建设TD-SCDMA网络遭遇严重的困难，用户体验也很差。

　　中国移动建设3G网络的过程就是一个TD-SCDMA产业链不断成熟的过程：从芯片到元器件，从硬件制造到软件开发，从网络设备到移动终端，从运行维护到应用开发，从中国移动到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再到上游的元器件供应企业，都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考验。

　　功能机时代的王者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相继离场，iPhone异军突起成为新的王者，以小米为代表的中国品牌智能手机强势崛起，而且中国的手机产业链还突破了屏幕、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相比于功能机时代进步显著。

　　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颁发TD-LTE制式的4G牌照。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3G时代中国的发展时间比欧美国家晚了9年，但是在4G和5G时代中国却后来居上。

　　4G和5G时代，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重点不是用户渗透率，中国早就实现了移动电线G时代是波澜壮阔的创业时代，依托覆盖全面的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微信、阿里云、京东等各类互联网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体量媲美世界级的ICT巨头，并也为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移动通信领域各环节的企业，从1G和2G时代的落后追赶，到3G时代同台竞技，并最终在4G和5G时代实现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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